回北京将近一周，莫名惊恐的状态总算好了一些。前几天一度怀疑自己得了PTSD，整晚整晚地做噩梦，白天天光大亮时还好，傍晚开始就会阶段性突然心慌，紧张得喘不上来气，脑子里飞速转过各种死亡的概念和场景。给父母轮番电话视频确认他们的安全，家人一个误拨的电话就能让我一瞬间手脚冰凉。或者是不停检视自己的身体状态，把一点点头疼脑热脑补成天大的悲剧。尽管我的理智告诉自己生活不可能天天脱轨，过去一个月的经历还是结结实实把我吓到，有一天站在病房走廊上，内心有个声音对自己说：虽然你一直不愿意长大，但无忧无虑这四个字从此与你无关了。
因为父亲的脑血管瘤手术，医院过了春节。医院旁的小饭馆吃顿“年夜饭”，主菜还没上来，阿姨就打电话说父亲血压飙升，担心脑部出血要立刻送去做检查，于是饭吃医院，确认了情况稳定才敢回到宾馆，春晚已经演了大半。手术后的一周多时间，几乎每天都在这样的过山车状态中度过，以为最难熬的是当天的七个小时，没想到术后危险期远比那七个小时更考验人，看着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又因为脑积水严重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出来时插着呼吸辅助器，我一瞬间，一瞬间就想起木头手术后阿沈对我说的话：他躺在监护室里，浑身插满管子，没人敢去动他。父亲醒来时我正在舅公家吃饭不在身边，阿姨打电话说他嘴里插着呼吸机，只能要来纸笔，写字问她我和弟弟妹妹怎么样。我坐在沙发上想他该有多难受啊，自己就毫无意识地哭了起来。
最难过的是在手术第二天晚上，凌晨两点我坐在他旁边盯着监护仪上的各种数据，知道他头疼得厉害却没有办法，只能又叫护士打了止痛针。父亲醒了过来，意识却有些恍惚，医院的不是自己，非常紧张地医院是不是有什么事。我的心一瞬间沉到深渊，却只能假装没事地跪在床边握住他的手，我只能像父母小时候对我一样轻声哄他，没事的，都没事，你好好睡觉就行了。父亲握着我的手，不知想了些什么，慢慢又睡着了。我跪在那儿不知道多久，隔壁床那个十七岁的小男生醒了。我问他有什么需要，他说，我要找我爸爸。同病房一周多时间，我早知道了这个男生得了晚期脑癌，也知道那个睡在他脚边骨瘦如柴的男人就是他的父亲。可我怎么拍都叫不醒那个男人，他太累了。我坐在两张病床中间，内心被一种深深的无望包裹着，好像上帝在对我说，漫长人生，你只是苦难的初学者。
这学习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让我再次确认了人的全然孤独。我在病房里读到加缪的话：“一个人如果学会——不是纸上谈兵而已——孤独地去面对自己最深的痛苦，克服那想要逃避的欲望以及有人能与他“共苦”的幻觉，那他还需要学习的就所剩无几了。”在父亲准备手术的时候我和他聊起自己的死亡焦虑，希望以此帮助他克服面对大手术的紧张情绪。他只是听着，随即我明白，一个人深刻经验过的，也无法成为哪怕最亲密之人的经验，每个人的痛苦和烦恼只能自己承担，最深刻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只与每个人自己有关。从前遇到难过的事，总还会和一两位好友倾吐一番，这次却觉得似乎没什么可说的。鸡汤金句总说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再轻易吐露自己的烦恼，我想连我都无法体会父亲的痛苦和恐惧，我又指望谁来理解我呢？
可奇妙之处在于，在更多地明白了孤独时，我似乎更多明白了爱，和信任的意义。医院里看到一篇医生回应“北京流感下的中年”的文章，有一段话印象深刻，他说作者高估了自己的社会运作能力，医院医护人员们的责任心，这是现代精英利己主义者们的通病。在北京时，我大部分时间独自坐在电脑前，偶尔和领导同事们开会，偶尔和三五好友出门消遣，生活以自己所在乎的事物为半径，划出了一个封闭的圆，成为了自己情感的“舒适区”。我将不可预料的不安与痛苦排除在外，也一并拒绝了更丰富更多可能的情感体验。我还不是精英，却早已是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我实在太相信自己以至于无法分出一点信任给到别人。我看着小叔和姑姑们事无巨细，夜以继日地陪在父亲身边，看着护工们细心云南治疗白癜风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医院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