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学年冬季学期，德国北部小镇杜伊斯堡大学哲学教授HartmutKliemt开设了一门课程，我的著作《实践伦理学》（PracticalEthics）被用作主要教材。这本书于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在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哲学课程中被广泛使用，并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Kliemt的课程受到有组织的反复干扰，抗议者反对使用这本书书，理由是在某一章中，我主张对严重残疾的新生儿实施主动安乐死。几个星期后，干扰活动没有减少的迹象时，Kliemt不得不放弃这门课程。
“欧洲医学和保健哲学学会”(TheEuropeanSocietyforthePhilosophyofMedicineandHealthCare）是一个学术团体，顾名思义，它旨在促进医学和保健哲学的研究。年，该学会筹办6月在德国波鸿举行的第四届年会，会议的预期主题是“医疗保健中的共识形成和道德判断”。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天里，“反安乐死论坛”（Anti-EuthanasiaForum）在波鸿和德国其他地方散发资料，称“在宽容的掩护下，在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呼声中，灭绝战略将被讨论。因此，我们将试图阻止波鸿年会的召开”。6月5日，与会学者收到信函，通知他们会议将移至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因为德国的组织者（波鸿鲁尔大学医学伦理中心的两位教授）遇到了“反生物伦理的鼓动、威胁和恐吓无法保证与会者的安全”。
年10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人类生物伦理学中心”（CentreforHumanBioethics）高级研究员、《医学中的生命神圣性学说》（TheSanctity-of-LifeDoctrineinMedicine）一书的作者HelgaKuhse博士应邀在维也纳大学“解剖学研究所”（InstituteforAnatomy）发表演讲。一个自称“残障人士团体论坛”（ForumofGroupsfortheCrippledandDisabled）的团体抗议该讲座，称“学术自由有道德限制，我们期望医学界宣布人的生命不可侵犯”。讲座随后被医学系取消了。院长告诉媒体：“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谁。”
汉堡大学哲学研究所在教职员工和一名学生代表的同意下，决定任命一名应用伦理学领域的教授。候选人名单缩小到六个。在德国选择教授的标准程序是邀请每名候选人做讲座。讲座宣布了，但并没有开。大学外的学生和抗议者反对应用伦理学讲座的宣传，理由是该领域提出了人的生命是否值得的问题。抗议者封锁了演讲厅的入口，吹哨子阻碍演讲者演讲。大学取消了这些讲座。几周后，一份新的候选人名单被公布。两位活跃在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哲学家被除名，取而代之的是在应用伦理学方面做得相对较少的哲学家，其中一位因其在美学方面的工作而最为知名。AntonLeist博士是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的人，他撰写了一本为堕胎权提供伦理论证的书，也是《分析与批判》（AnalyseKritik）的共同编辑，这是少数以英语国家的模式出版的德国哲学期刊。讽刺的是，该期刊最近一期〈特刊〉专门讨论了实践伦理和德国的学术自由问题。
年2月，新教和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成人教育部门在法兰克福联合举办了一次圆桌讨论，主题是“死亡援助”（AidinDying），与会者包括备受尊敬的德国法学教授NorbertHoerster，他曾撰文支持安乐死原则。会议即将开始时，一群人向组织者提出质疑，指责他们给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现代大规模灭绝的倡导者”提供平台。他们散发了题为“不讨论生与死”的传单。会议不得不放弃。
每年在奥地利基希贝格举行的“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TheInternationalWittgensteinSymposium），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主要哲学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原定于年8月举行，主题是“应用伦理”（AppliedEthics），由萨尔茨堡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家们负责。应邀发言的有萨尔布吕肯大学的GeorgMeggle教授、前牛津大学的R.M.Hare教授（现任职于佛罗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分校），还有我。有人向“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协会”（AustrianLudwigWittgensteinSociety）主席AdolfHübner博士发出威胁，要求撤回对Mergel教授和我的邀请。在与反对者进行的其他公开讨论中，抵制和威胁扩大到Hare教授、Kliemt教授、Hoerster教授,以及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哲学系的DietrichBirnbacher教授。
***Hübner博士不是哲学家，他是一名退休的兽医。所以，他只是在抗议活动发生后才读了《实践伦理学》。
然而，在阅读后他认为抗议活动“完全正当”，他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也发表过这样的话。在给“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协会”董事会的一封长信中，Hübner写道：“你们邀请了一些哲学家，这些人认为伦理学可以以客观批判科学为基础，这使你们学会出现了生存危机。”
对“客观批判科学”（objectivecriticalscience）的提及惹人注目，特别是Hare教授，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坚持道德判断和陈述之间的差异，客观真实或虚假的概念被标准化地应用于这些判断和陈述。
陈述之间的差异，客观真实或虚假的概念被标准化地应用于这些判断和陈述。据报道，反对的团体威胁道，如果不撤回邀请，他们将做一个题为“纳粹下的基希贝格”的展览。这威胁如此有力，以至于基希贝格的旅馆老板都说他们拒绝为哲学家提供服务。值得称道的是，组委会抵制了Hübner博士的建议，没有撤销对哲学家的邀请。不过组委会提议取消整场研讨会，因为Hübner博士的公开干预使得研讨会难以免于干预。该提议被“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协会”的委员会采纳，因此年不再有“国际维特根斯坦研讨会”。这些场面让那些认为西欧有强烈共识支持思想自由、讨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感到震惊。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难解释，开端是一件我直接参与的事件。年6月，我收到一份邀约，请我在Lebenshilfe（德国重要的智障婴儿父母组织）和BishopBekkersInstitute（荷兰同一领域的组织）联合举办的题为“生物工程、伦理和精神残疾”（Bioengineering,Ethics,andMentalDisability）的欧洲研讨会上发言。该研讨会在德国大学城马尔堡举办，由“国际残障人士协会联盟”（InternationalLeagueofSocietiesforPersonswithMentalHandicap）和“国际精神缺陷科学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ScientificStudyofMentalDeficiency）主持。在德国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致开幕辞后，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重要遗传学家、生物伦理学家、神学家和保健律师在会上发言。我接受了会议邀约。反正我也要去德国，因为我还接受了多特蒙德大学特殊教育教授ChristophAnst?tz的邀请，在几天后就“严重残疾的新生儿是否有生命权”这一主题做演讲。在这些讲座中，我的目的是为一个观点辩护，我在之前出版的几本著作中也论证过这个观点——严重残疾的新生儿父母应该能够与他们的医生一起决定婴儿的生死。如果父母和他们的医疗顾问一致认为，婴儿将度过如此悲惨的一生，连最低限度的满足都无法保证，延长生命是不人道的、徒劳的，那么他们就应该被允许确保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迅速死亡。如果一名婴儿在出生时患有“无脑畸形”（anencephaly），也就是说这名婴儿不可能获得意识，那就可以合理地做出上述决定。或者，一名婴儿患有重要的染色体疾病，如“染色体三倍体症”（trisomy），神经系统、内部器官和外部特征都有异常，并总是在几个月内或最多两年内死亡，也可以合理地做出上述决定。或者，一名婴儿患有非常严重的“脊柱裂”（spinabifida），暴露的脊髓导致腰部以下瘫痪，膀胱和肠道失禁，大脑积水，并常伴以智力迟钝，也可以合理地做出上述决定。如果在产检中查出这些情况，许多母亲会选择堕胎，她们的决定应被广泛理解。父母可能并不总是能够对婴儿的未来做出公正的决定，他们的决定也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唐氏综合症），孩子的前景可能是没有那么痛苦，但孩子将需要比正常孩子更多、更长时间的照顾和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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