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卉
向春晓离开上海那天，正好是6月28号。三年前的这一天，我们搭乘同一辆大巴，从济南来上海工作。这是我们告别校园后的第一份工作，去教育培训机构当老师。算是专业对口，她教高中物理，我教初中英语。清晨五点，经过太仓时，我一睁眼就望见车窗外热乎的朝阳，还有橙红的流线型云彩铺满东边的整块天空，如同迷人的油画。“春晓，醒醒，快看！”我弹坐起身，敲响铺架的铁管，朝下铺往里侧卧的向春晓喊道。她转头对我笑了笑，露出一口齐整的白牙：“我在常熟就醒了，直听见你打呼噜。南方果然好地方啊，难怪他那么不愿意回山西呢。”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离开。傍晚六点，我们站在上海火车南站的二楼进站口，趴在栏杆上，俯瞰着灯光闪烁的环形候车室。眼皮底下，南来北往的火车从飞碟形建筑的架空部分呼啸而过。我们在等候一个小时后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向春晓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你一定要来看我啊。”我心里清楚天各一方，我们很难再见了。等她说到第四遍，我不忍心再应酬似的点点头，拐进便利店给她挑了些火腿、瓜子和压缩饼干，供她在车上消磨时间。我不时催促她早点进站，直到提起那只皮质磨损的深棕色背包过安检时，心里才真正舒缓一下。她终于要走了，终于远远地离开上海，发誓再也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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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友谊的开始往往都源于抉择和命运的重叠。六七年前，我和向春晓在北方同一所大学读书时，从未打过照面，毕业之际，却因一场校园招聘而相识。面试弄得有些声势，但最终好像所有人都拿到了月薪八千的承诺。结束后，我和向春晓在食堂吃饭，摸清对方的过程中都有些惊诧。
“首先，我要去上海。”向春晓说话自信又直接，“其次，我再考虑做什么，入哪一行。”
“我也是。因为我男朋友在上海念书。”我说。
“和你一样。高中同学，谈了四年了。总之一到毕业，异地恋总得有个了断，了断‘异地’，或者了断‘恋’。”向春晓搁下筷子，眉心都没颤一下，“我差不多和父母决裂了。他们托关系，给我在大同找了个银行柜员的活儿，每天数钱，我可不想回去。”
我理解地笑笑：“他们帮我找的，是去电视台当编导，剪辑那种从台湾买来的政治新闻。在里面待上两个月，保证你翻墙都想逃出去。”
“所以还是去上海教小朋友吧。”
“对，有钱，还有爱——人。”但向春晓的男友在她抵沪没多久就一声不吭地折回老家，留下的分手理由非常奇特：“你知道我最讨厌粉刺了。那天去接你，看你那一脸青的红的粉刺印，我真的连亲你一口都不想了。”向春晓翻出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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